根据郑永年教授主旨演讲视频整理
大家好，首先祝贺全球城市论坛的召开，也希望这次论坛开得非常成功。我很高兴今天就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城市治理大趋势的问题，跟大家交流几点意见和我自己的一些观察。那么这个问题当然很大，城市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今天围绕这几个方面来讲一讲。
新冠病毒背景下，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城市，无论是中国也好、北美也好、欧洲也好，大家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疫情就暴露了各个国家、各个国家城市，本来就存在的弊端和短板。只是说新冠病毒来了，大家没有准备好，把这些弊端和短板给暴露出来了。
那总体来说，我们这个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来自自然的挑战，一方面来自我们人类人为因素的挑战。来自于自然的原因现在当然非常多了，例如像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变化、水资源干旱、超寒流、超高温等，这些都是一个大的趋势。有些城市越来越热，气温越来越高，有些城市冬天没到，就是超寒流，城市生态就跟以前不一样。实际上以前的SARS也好，今年的新冠病毒也好，本质上说也是城市化的结果。因为城市化，人类生存的空间越来越扩大，跟自然越来越没有边界。也就是说自然跟我们人类生活、已经不可分了，吻合在一起了。那么人类挤压大自然，大自然自然地就起来反抗。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查清楚新冠病毒到底来自于哪里，但是科学家发现，类似于像冠状病毒100多万种冠状病毒，随时都可以向人类袭来。如果从历史上看，像这个病毒的流传，就跟城市化相关的。但是如果城市化不可避免，那我们如何把那些病毒纳入城市管理的一部分、治理的一部分，也是需要考量的。
那么来自人类自己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2008年，我们经历了一波超级全球化。这波超级全球化一方面为我们带来了巨量的财富，包括美国、中国很多国家都是从这一波超级全球化获益。超级全球化表明，资本、技术、人才的自由的流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再加上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我们社会就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不平等，财富越来越流向了少数人的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二战到70、 8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层就达到70%。但是这波全球化以后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总体上是一样的不断下降。所以美国以前被称为中产社会，但是现在他们就叫富豪社会，财富太集中，社会不公平。一个社会基本的公平不存在了，这个社会治理就很难。现在美国发生的民粹主义运动，欧洲发生的民粹主义运动，它实际上就是这个结构的反映，就是城市治理、国家治理问题，分配不公平。大家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把什么样的愤怒都表达出来。如果这些东西不能有效解决的话，一个社会城市的发展，它的可持续性就有问题。那么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善城市治理。
这里想讲三方面的结构性的平衡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当然很多细小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出来，可以讨论。
第一个是大城市跟中小城市之间的平衡。大家可以看到从中国武汉封城，到欧洲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国家大规模的封城。一个大城市的封锁，它不仅非常困难，而且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国的武汉封城，我们的执政党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很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上的损失。如果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说，这里有一个城市规模的问题。大城市化我觉得不可避免，我们的很多经济学家也在提倡大城市化。实际来看，例如日本，日本已经有1/3左右的人口，集中到东京周边的地区，韩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首尔。那么中国呢，我们的人口不断地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集中。因为大城市化与经济的效率有关系，城市越大越能创造GDP。
但是大城市化也是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包括我上面所说的气候变化、瘟疫、新冠、SARS，当然也包括战争的风险，社会动荡的风险。现在是和平时代，所以战争冲突的风险意识就小，但是别忘了一战、二战，欧洲有多少的城市毁灭于战争。韩国的首尔，那么多的人口集中在这里，整个国家集中这个地区，如果发生战争，我是感觉到非常危险。很多发达国家，他们的城市（规划）防止超大城市的发展，就是说比较均衡的发展，超大城市跟大城市、大城市跟中小城市有个均衡的发展。
我们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的问题，还要考虑城市安全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一方面不要人为地去推动超大城市化。政府如果真的要发挥更好的作用的话，应当引导城市平衡的发展，尤其是我们要筛选三线四线的城市，要把他发展好，不要所有的优质资源都放在一线城市。如果是这样的话，一线城市以后的治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失去均衡了，那就很困难了。
第二个是经济增长跟社会发展，或者社会安全之间的平衡。我们如果看一看世界上的城市，分析经济增长跟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其实不难发现这几类城市：有一类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了，但是社会不稳定了。其实美国有些城市，经济发展得很好，亚洲也是一样，但社会不稳定。这就是一个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也就是城市治理的问题。因为高速的经济增长，往往带来收入、财富、环保等问题，这些问题又会影响到城市的稳定。还有一些城市，经济不发展，城市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死气沉沉，经常发生街头运动，稳定不下来。我是非常担心我们有些城市，经济发展了以后就高度政治化，高度政治化了以后，天天街头运动，没有一个社会稳定的环境。经济就不发展，没有就业，没有税收，这样城市的衰落其实很快的。如果社会抗议、不稳定、经济不发展，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城市肯定会是麻烦。但是也有些城市，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的稳定。
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说，经济的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因为西方很多城市，包括美国“铁锈带”的城市。为什么会衰落，我是觉得它的资本过于处于主导地位。马克思指出，资本肯定会跑到赚钱的地方，不赚钱的地方资本就待不住，所以资本来了城市就发展起来了，资本走了城市就衰落了。资本过于强势的城市，也是有问题的。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它的城市政治起了主导作用，因为政治趋于保守，所以市场不发达、所以经济也是发展不起来。两个极端，无论是资本主导的城市，或者政府主导的城市，都没有发展起来。
大家去看看那些发展好的城市，政府跟市场两个角色，都能发挥充分作用。诚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我觉得这就是普遍适用的一个规则，不仅是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适用于一个城市的发展。在城市发展中，也是同样要做到市场和政府两条腿走路，这样的城市就能做得好。无论是西方也好，中国也好，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学。
第三个平衡就是一个国际化与地方化的平衡。一个城市要发展，国际化非常重要。大家可以看，越是国际化的城市就越开放，越开放它的发展动力就越强，发展水平就高。这是比较好理解，一个城市越开放，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更能从外面进来，不仅能从国家的其他方面进来，也是从国际生产要素进来。深圳市如果不开放，深圳发展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如何能跑到深圳来。所以我是觉得国际化非常重要，无论是西方的城市，还是中国的城市，大家一定要国际化。
但同时城市的发展，也要照顾到地方的需要，城市毕竟是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城市的发展就要跟城市居民的需要结合起来。一个城市居民的需求如果不能得到满足，这个城市的社会稳定就会成为问题。我刚才上面也讲了，因为开放经常会带来国际化和地方化的失衡，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本来是一体的，经济和社会是互相嵌入的，城市的发展，经济就需要提供城市的就业和税收。但是如果开放，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到2008年那波超级全球化一样，开放就导致了国际层面的劳动分工，使得经济和社会互相脱节、脱嵌，脱离开来了。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经济突飞猛进迅速发展，但城市居民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我就列举一个这次新冠疫情英国、美国流传扩散的例子，英国和美国是西方经济非常发达的经济体，那为什么他不能有效的对付、遏制新冠的扩散。当然这里面也有制度的因素。早期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大家可能忽视了，是因为国际劳动分工而导致的他们的医疗物资的短缺。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电视上给美国老百姓说，你们大家不用怕，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是最先进的医疗体制。但是因为美国缺少口罩、缺少洗手液、缺少防护服、缺少呼吸机，老百姓感觉到不大安全。这并不是说美国没有能力生产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因为美国不生产了。美国把大量的医疗物资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因为附加值比较低，就转移到中国或者其他国家。
从经济上说，这是国际劳动分工，大家可以理解因为美国控制了附加值高的产品的生产，把附加值低的都转移到其他的国家去了。这种现象当然不仅是美国发生，欧洲在发生，我想中国未来也会发生。同时，我觉得大家也要照顾到社会的需要，老百姓生命安全的需要。如果国际劳动分工太过于为国际资本所主导，这个资本就和社会的需要脱节，一旦危机来临，那么资本和社会不相关了。这就是导致了为什么先进的经济体，缺少医疗物资，不能为老百姓带来一个安全感。因而，一方面我们要国际化，另一方面我们要照顾地方居民的需要。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这三个结构性的问题。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城市治理中很多问题，都和结构性的有关系。80年代以来，为什么有些城市成功了，有些城市失败了，有些城市停滞不前了。我想成功故事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原因，失败的城市也有它自己的原因。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国际城市论坛，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大家互借互学，大家互相学习成功的经验，同时也要去避免失败的，或治理失败的那些悲惨经历、教训。这样，我们可以共同努力追求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