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宣布成立政治经济研究院，这是上海交大为研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而打造的高端智库和理论创新基地。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将联合新华网思客推出“政经纵横”系列访谈栏目，就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以及专业人才培养问题对专家进行采访。
本期受访嘉宾为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问：您“解释中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中文版已经正式在国内出版了，您这部新作品的写作初衷是什么，“解释中国三部曲”的定位又是什么？
郑永年：“解释中国三部曲”的创作起因，是源于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学习期间的感受。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西方人“看不清”中国，当然可能是文化、文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没有解释好中国，我觉得解释中国不是西方人的责任，而是中国学者的责任。
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西方命题的时候会寻找中国的证据去进行论证。我觉得进行这个论证的前提是要找到中国的命题，如果中国的命题都没找到，就用我们的材料去证明西方的命题，那就是本末倒置。
反观我们的情况，很多学者实际是为了用方法论而去找材料，而不是将方法为我所用。中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宏观上本身就是空白，也缺乏中观理论，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却直接进入微观研究，这就导致很多学者只能看到树木，却看不到森林。
我是学政治的，有责任做这个事。所以，“解释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就是阐述中国共产党、解释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要的，如果解释不了中国共产党，就解释不了中国所有的一切。
我的第二个重点是政治经济学，如果仅仅是讲中国共产党，还是解释不清中国问题。因为，西方整个社会科学体系的核心就是政治经济学。并且，不解释政治经济学，也很难解释共产党跟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共产党在塑造政治体系、政治经济体系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政治经济体系也和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过程，形成互动。所以，中国如果要建设社会科学文化，还是要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核心。
在我看来，要想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现看清楚，不仅要把它放到世界范围的内去看，还要放进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看。我的这本书就是从汉朝开始写的，我从汉朝看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管子》和《盐铁论》就是我最喜欢的两部书。
我发现，中国从汉朝到现在就是“三层资本”，即顶端的国有资本、基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所以，我认为现代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那时候起源的。
问：您曾经用“制内市场”的概念来总结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模式，能否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制内市场”？
郑永年：制内市场说简单点就是存在于一套制度体系之内的市场，这套制度体系也主导着市场的行为。《管子》这本书，就认为经济管理、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尤其是儒家文化圈，一直是这样，基本没有变化，即政府发展经济、管理经济，这是政府内在的责任。我觉得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
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西方都在围堵孤立中国，那时我们改变发展策略，成功应付了一系列的危机。我们要看到，从那以后，中国不仅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并逐步发展成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长三角、珠三角甚至超过了2万美元。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有8亿人脱贫，在过去的八年里又又1亿多人脱贫，这些都是政府发挥的作用。
问：我们在学政治经济理论的时候经常听到“发展型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在强调国家和市场的合作关系。如果把它和“制内市场”的概念做一个比较，您认为两者有什么区别？
郑永年：“发展型国家”概念主要是由查默斯·约翰逊提出来的，他从政府层面，研究日本以前的通商产业省是如何通过推行政策去促进经济发展，但其最后讨论的问题是政府在资本市场中扮演何种角色。相比而言，“制内市场”研究领域更广，可以解释更多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的案例上。
中国除了部分特殊领域是国家才能从事的，大部分领域还是民间资本占主导地位，可以说政府跟民营企业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关系。所以，“制内市场”能解释的东西多得多。
问：如果说“制内市场”的概念是对中国过去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概括。那您认为，在面临国际格局的变化时，“制内市场”的发展模式会不会遇到阻碍，该怎样调整？
郑永年：“制定市场”不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其实中国两千多年以来都是这个发展思路。每发展到一个阶段，市场和资本都是在变化，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改革。
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都在提倡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我就提出疑义，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很小，它政府的资本就像一个投资公司，哪里赚钱就流向哪里。如果中国这样做那就不对了，中国国家掌握着大量资本，如果走新加坡模式的话，就变成了儒家所说的与民争利了，可能会扼杀很多中小型民营企业。
所以，国有资本运营逻辑跟民营资本运营逻辑是不一样的，有些领域我觉得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为辅，有些领域要有民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为辅，这样可能比较好。
那怎么去竞争，这个就可以学习“淡马锡模式”。比如，在国有企业主导的领域，可以引入多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竞争；在民营企业主导的领域，也可以引入多个民营企业竞争，没有竞争就不会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之间是不存在竞争的，只有国有企业之间或者民营企业之间，才可以讲竞争对手。
面向未来，我觉得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国家安全等领域，国有企业应当占主导地位，但更多的竞争性领域、民生经济领域应当是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这个非常重要。
问: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的第三本书，能不能再简单预告一下第三本书的内容？
郑永年：第三本书我暂定的书名叫《文明与政策》，副标题是中国的政体研究，研究主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在这本书里，我把西方称之为外部多元主义，不同的政党在外部进行竞争。中国则称之为内部多元主义，我们只有一个政治主体，但它是开放的，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可以参与进来，共同协商，并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
并且，在书里我还讲到了西方的三权分立，其实中国在历史上也是三权分工合作的。西方的三权就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中国从汉朝建立体制开始，分为决策权、执行权、监察权，这个体制从汉朝到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
我觉得没有间断的文明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所以中国在有些方面借鉴传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做法。并且，中国借鉴传统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创造性地回归。
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问题，反而能把今天的问题看得更清楚，能想清楚这件事为什么是这样发展的。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
（编辑：陈超 吴一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