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郑永年教授于2021年4月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第121期焦点讲坛的专题报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现代性”为素材整理。根据篇幅及阐述角度分为上、下两个章节。本章节为上篇。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现代性”这个课题，给大家谈一下我的一些观察和想法，有一些想法不见得成熟，但是提出来，大家可以讨论。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从研究角度看，90年代以来，美国（西方）各类基金很少资助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那时以来，有很多西方的文献，从东欧与苏联的经验出发，认为共产党已经过时了，没有必要研究了，甚至还有很多声音认为共产党是要解体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看法，而是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自己对于党的认识足够多吗？也不见得。在前不久召开的一个论坛上，有一个题目叫“共产党成功的密码”。我觉得，这个题目不好，“密码”这个词好像认为是有秘密的东西，但其实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是透明的，除非你自己忽视它，不去关注它。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研究中国的现代性，就要理解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现代性。如果中国共产党本身不具有现代性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中国所具有的现代性。经验地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存在，不仅没有过时，反而为中国带来越来越大的现代性。
1、中国共产党治理：一枝独秀
关于政党，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美国跟英国算是一个类型，但是当前这两个国家的政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危机：执政党为了执政而执政，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就如美国学者福山所说，它们是互相否决。政党是组织政府的，政党政治出现混乱的话就很难出现一个有效的政府。在任何一个社会，缺乏一个有效的政府，都无法解决社会的问题。
在欧洲大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客观地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以及一些北欧国家的政党）做得还是不错的。他们没有像英美国家那样，在八十年代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些社会的福利建设很有成效。但是，他们目前也遇到一些难题。比如，福利过多了之后，怎么使得福利社会可持续发展就是一个大问题；由于他们的社会本身很小，开放后就出现移民问题，移民问题也是他们很难解决的问题。
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那些政党政治更有意思。这些政党政治基本产生于二战以后，大多完全是模仿西方的形式。从表面上看，宪政、多党制、自由等等，什么都有，但是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在亚洲，很多国家就是因为政党政治不稳定，最终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马来西亚、泰国都是这样的。苏东共产主义的政党转型以后也是教训。以前苏联那么强大，现在解体以后整个俄罗斯的经济体就像广东省，甚至广东省还稍微更大一点。
从这个比较来看，中国共产党还是一枝独秀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我们需要做很多研究。
2、中国的现代性：“三个可持续”
九十年代苏联东欧解体之后，正当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之时，中国伴随着邓小平先生的“南巡”，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中国做了什么呢？简单地说，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三个可持续”：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的制度支撑与领导。这“三个可持续”，我觉得还是可以解释中国过去40年的变迁，也可以解释中国的现代性。这“三个可持续”，其实就是正确处理了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企业是经济的主体，人民是社会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政治的主体。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个政治主体，如果这个政治主体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问题。中国非常有效地处理了这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
第一，我们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一点大家看得很清楚，有一大堆的数据。一个基本的指标就是，我们从八十年代当时那么穷的一个国家，那么封闭的一个经济体，成为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贸易国。对这样的经济发展，我们也要看到1949年以后在毛泽东时代所奠定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也不可能达到后面那么快速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有4亿中产。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美国的总体人口。1945年到80年代，因为凯恩斯主义以及福利国家的扩张，美国、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中产达到70%。这个成就是很大的，80年代以来西方是低估了这段时期的成就的。正是这70%的中产阶级使得美国这两个政党不会走极端。今天为什么美国产生这样的分化呢？因为中产阶级从70%下降到50%。任何一个社会经历这样一个下降过程的话，肯定都会产生很多问题。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它叫中产社会，现在叫plutocracy，就是变成富豪社会了，从中产社会到富豪社会，这个转型是非常致命的。而对比同一时期的中国呢，中产一直在增长，到现在为止还是在增长，这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的重要要素。
中国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一个越来越具有中国文明性的经济体制。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在书中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既不是西方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西方式样的自由市场经济，我们用“混合经济”的概念来概括也不是很恰当。我把它称为国家主导型的政治经济体系。经验地看，从汉朝到现在，中国永远是一种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的体系，上面有国有资本，底下是一个庞大的以中小型、微型企业为代表的企业主体的庞大民营资本，中间层是政府跟民营资本互动的，近代把它称为“官督商办”，今天称作“PPP”。顶层的国家资本，底层的私营资本，还有一个中间层，三层资本和市场维持一个平衡和均衡状态。中国历史上曾有四个比较短暂的阶段脱离了这三层资本的均衡状态而走向了国家主义。第一个就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革，第二个阶段就是宋朝的王安石改革，第三个阶段就是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个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当然，这四个时期的改革也都是为了应付之前产生的危机，或者为了实现新的国家目标。在这个时期，国家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市场不见了。除了这四个阶段，中国这三层资本是非常均衡的。
这种国家主导型的政治经济体系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西方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完全不同。在罗马帝国解体以前，西方人对经济的看法和我们都差不多，“经济学”原本叫做“政治经济学”。我们以前“经济”和“管理”常常放在一起，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在中国传统里，管理经济、发展经济是政府内在责任的一部分，这个观念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发生过变化。西方罗马帝国解体以后，统一的中央政权就没有了，接着就是城市的崛起，而城市的主体就是商人。商人要扩大市场，国王要统一国家，这样他们的利益就走在一起了。但是商人对国王不信任，说“我可以借钱给你，但是怎么保证我借给你的钱能还给我呢”？那就是要签一个合约，保护私有产权。但商人说，“这还不够，因为你掌握着军队，如何保证你履行合约呢”？于是商人就又提出要求，你要把议会给我。所以这就产生了现代我们看到的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一直认为经济发展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大家学西方经济学都知道，主要是学供求关系，供求关系的背后是市场，而中国的管子经济学叫“轻重”，轻重的背后就是政府，所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因此，我们需要得到的启示是，西方目前实施的这一套制度并非“普适性”的，完全是西欧特殊历史的产物。
这种国家主导型的政治经济体系有着许多优势。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过程中，这个世界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中国为什么逃避了这两次危机或者有效地应对了这两次危机呢？这就跟国家主导型的政治经济体系紧密相关。现在政府要干预经济，怎么干预呢？西方国家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个是通过税收，但是如果债务过大了，税收手段就受到限制。第二，通过货币政策，就是利率和银行系统，但如果利率为零甚至为负，那么货币政策就受到限制。这两个都没用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只能量化宽松，去发钱。但发钱不是解决问题，发钱只是把问题推到后面去。中国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国有企业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但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中国经济体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说到这，也必须指出，这个体系并不是像西方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在东亚文化儒家文化圈，说政府不要管经济，人家会骂死你；在美国如果说政府怎么管经济，人家也会骂死你。这是两种文明，美国的文明有文明性，中国国家的文明也有文明性。
第二，我们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同时，还实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跟社会稳定并不是绝对正相关的。很穷的社会不见得很乱，但是经济发展弄不好反而会导致社会的动乱。前几年，中国社会讨论要学习托克维尔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讨论的就是经济发展以后的社会动荡问题。其实美国的例子就是印证了经济发展不见得社会稳定的事实。但是中国如何做到了？一方面当然还是得益于我们的发展。在过去40年，我们有8亿人口脱贫，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我前几天看了一本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迪顿(Angus Deaton)的书，《逃离不平等》（The Great Escape），作者发现，基本上前面40年在世界脱贫的问题上大多都是中国贡献的，印度也贡献一点点。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8年，1个亿的人口脱贫。对我们来说已经做到了，但是从世界经济史上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做到过。当然，扶贫主要解决的是绝对贫困的问题，相对贫困是永恒的。下一步怎么做呢？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但从“三个主体”的关系来看，对此我是很有信心的。
第三，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领导。这是前面两个“可持续”实现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现代性的重要体现。首先，“支撑”很重要，要实现这个目的我们的制度就必须与时俱进。马克思说的对，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急速发展，上层建筑肯定随之变化。但是我们做到与时俱进还不够，我们还要引导社会经济的变化，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下对高科技公司要进行反垄断。有些地方要大量投入，有些地方要限制，不要使得整个社会失衡，这就是引导。共产党作为政治主体，一定要协调好社会主体和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
郑永年教授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推动实现中国的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讲解，提出了新的思考角度及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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