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郑永年教授于2021年4月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第121期焦点讲坛专题报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现代性”为素材整理。根据篇幅及阐述角度分为上、下两个章节。本章节为下篇。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推动
实现中国的现代性？
1、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的政党
第一个特点，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的政党。为什么这么说呢？它跟西方的政党不一样，西方现在完全根据选票的计算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共产党向整个中国老百姓或者中华民族的承诺。他必须通过实现他的使命来执政，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那么强调“不忘初心”。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很多机制保持他的使命性。比较一下，你看我们有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十九大”中国到2050年“三步走”，即2020年全面小康、2035年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2050年民主富强繁荣等等，它有很长的规划。今年是共产党一百周年，就马上了提出第二个百年的问题。大家去看世界上的政党，哪一个政党能够想得那么远。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是独一无二的。
有人说，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党是随着“民意走”。表面上是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大家可以讨论。更关键的是，一个随着民意走的政党是不是一个好政党？大家可以去研究，没有答案。一个政党应该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民意，不能被小数人的民意牵着走。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曾经说过（大意），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做是符合这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哪怕是一些少数的民意反对，执政党也要去做，这个就是好政党。毛泽东说过，你既不能做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能当人民的“尾巴”。如果不去看民意，你就是做人民的大老爷；如果光顺着民意呢，就很容易做人民的尾巴，两边都不行。我觉得共产党在这方面，把握得非常好，它的使命性就可以得到保持。当然，这个使命一定是老百姓认同的使命，而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团队认同的使命。
2、共产党是一个开放型的政党
第二个特点，共产党是一个开放型的政党。开放型的政党就是包容型政党。我把西方的制度称之为外部多元主义，你不喜欢这个政党也可以加入其他的政党，可以创造其他的政党，政党的数量可能会无限的增多。例如，印尼苏哈托倒台之后出现2万多个政党。这种外部多元主义，开放是开放的，但是会出现很多问题，很容易出现政治主体缺失的问题。中国我把它称之为内部多元主义，所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都可以纳入共产党这样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内部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这也正是中国解决经济社会利益分化的途径。
需要注意的是，内部多元性不等同于“山头主义”。客观地讲，“不同的山头”（就是不同的利益）是有的，但是“主义”只能有一个，这就是怎么解决多元和集中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阶层，“山头”存在这是客观的事实，但解决问题方面，“主义”就只能有一个。
还有更重要的是，中国内部开放性的一个特征是“贤能政治”，即所有的社会精英都可以进入这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来解决问题。我认为这个跟中国文明的开放性有关系。中国的世俗文明就是inclusive（包容性的），而西方的宗教文明就是排他性的。中国以前的皇权体制，皇权是封闭的、垄断的，但是它的相权是开放的。通过科举考试，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进入这个官僚体系。党权和皇权之间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还是一个统一，不同的地方就是皇权是垄断的、排他性的，党权本身是包容性的，是一个集体，皇权是不可民主化的，但是党权是可以民主化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党内民主”，开放性、包容性是党权的主要特征。我个人认为，从学理上说”开放的一党制“效率上要远远好于多党制。
十九大党的文件有一个提法叫“政治家集团”，这个可能好多学者都没注意到。“政治家集团”这个概念我觉得很重要。中国共产党就是现在的领导阶层，相当于传统社会儒家的精英集团。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具有现代性的ruling group，就是政治家集团，这个政治家集团是开放的。历史地看，这个政治家集团是否有效取决于是否能够容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
3、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参与的政党
第三个，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参与的政党。我们还是要定义一下，因为现在一说政治的参与基本上就是选举参与。实际上，60年代美国政治左派认为，不是选总统的参与最重要，而是对那些能够影响自己生活政策的参与，即政策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大家讲经济民主、讲工厂民主。大家要先搞清楚什么样的是政治参与，选举的参与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人均GDP都差不多，但是今天呢？今天新加坡人均GDP达到6万美金的水平，但是台湾（地区）是2万6美金的水平。你可能很喜欢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因为你感觉它非常有人情味，但是经济呢？台湾地区的十大项目都是蒋经国先生时代做出来的，后来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建设了。
中国大陆，人们对于政策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政策上的参与和政治上的参与有很大的区别，我觉得政策参与甚至比政治参与更重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判断哪一个政治人物好坏的问题很难，有很多偶然的因素都会受影响，比如人的长相，但是这些跟政策没有关系。中国的政策参与，可以说是日常的参与。中国最近几项大的决策比西方的更复杂，比如去年通过的《民法典》耗时多少年呢，以前的《物权法》又多少年呢？现在地方政府要做一件事情，网上一炒，马上就又收回去了。前不久我到浙江考察发现，社交媒体与大数据出现以后，参与的方式又有一个新的形式，这是非常有趣的。我在当地还看到有一个叫做“网格式的管理”。以前在新加坡，我对网格式管理不是很了解，西方人觉得网格式就是社会被控制。这是不对的。但是我觉得“网格化管理”这个说法也不合适，将来一定要改的。说白了，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平台，是一个政府跟老百姓互动的平台，是老百姓自治的平台，是可以提供精准服务的。好几年以前我看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它说正是因为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所以共产党对民意的重视程度远远多于其他民主国家的执政党。这其实是一个命题，这里面的逻辑想想其实还是很清楚的。
4、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党
第四个特点，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党。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只有学习才可以进步。以前温家宝总理说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学习型政党，我个人认为也是。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相互学习不是说我变成你，你变成我，我们互相学习就是要变成更好的自己，这种学习才叫好学习。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从邓小平那时就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我们一直也在向西方学、向美国和欧洲学习，早期八十年代向东欧国家学习，向日本学习，也向新加坡这么小的国家学习。我们一直在学，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东西，我们总是在学习它成功的经验，把它好的经验和best practice（最佳实践）学过来，同时要让它符合中国的习惯。
5、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自我革命的政党
第五个特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自我革命的政党。我刚才强调了共产党的开放性，以开放性建设开放性的政党。但是内部怎么做得到呢？这几年提出“四个自信”，我觉得四个自信里面最后一个“文化自信”最重要；前几年又提出“四个全面”，我觉得最后一个“全面从严治党”最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真的要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话，你就要把这两个最后的“党”和“文化”结合起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已经形成了对中国大的文明、大的传统，做了一次彻底的转型。这个转型在结构上是一样的，内容上是不一样的。什么转型呢？以前讲皇权跟相权之间的关系，现在就是党内的，我把它称之为“三权分工合作”的体制。我们大家现在读西方的书，一说西方的制度就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但是大家别忘了，中国的制度也有三权，什么权呢？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这个体制在汉朝就已经形成了一直存在到晚清。我觉得一个能生存两千多年的体制，你不能简单地用“封建”和“落后”这两个词就概括了，否定了。跟西方比较，西方的三权就是分块的，中国的三权是分政策上的时间段的：首先决策，决策好了之后执行，执行了以后监察。这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说的官僚的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
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解决了中国文明的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就是政教分离问题。西方早期用了很长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个问题，中国孔子一句话就解决了，“敬鬼神而远之”。“敬鬼神”就是你自己的宗教生活不要影响政治。
这个体制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问题。中国自古说“士农工商”，但是这并不是说商最不重要。“士”确实是中国社会地位最高的，但商的地位其实也很高，至少高过农工。“士农工商”的意思是说，商人的钱不能直接转化成为政治权力。在这一点上，西方到今天都没有解决好。马克思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资本的代理，因为马克思时代的西方，像英国的上议院是贵族的，下议院都是商人。虽然到今天为止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进入了，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钱和权之间的关系，像特朗普这样的就直接把钱通过选举制度转化成权力了，成为国家领导人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有教无类。我们现在好多的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比如“民族”这个概念。现在大部分人都认为“汉”是一个民族，其实这种认识是错的，中国根本不存在西方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中国以前对人的分法只是说文明和野蛮，而文明和野蛮的区别就是受过教育的跟没有受过教育的。“有教无类”的意思就是任何一个野蛮人通过教育都可以成为文明的人。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以后，我们的前辈受日本的影响，将日本的翻译挪用过来。所以，“汉”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从人类学意义上目前我们也找不到所谓真正的汉人。
“三权分工合作”体制到晚清以后就没有了。孙中山先生想在西方三权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中找出两权来——考试权和监察权——最终形成了“五权宪法”。他从学理上想把两个制度结合，但今天的实践表明，要不就是中国的三权，要不就是西方的三权。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十八大以后，开始在浙江、山西、北京试验监察权，十九大正式把三权到位了，所以我们现在又成为一个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机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一个创造性的转型。
我跟外国朋友说，不要低估中国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制度，现在我们通过创造性的转型到位了，绝对不要低估，要赶紧好好地去研究。这样一个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自我改革的过程中实现的。
总结
所以总的来看，我们的制度体系很好理解：（1）经济的体制上就是三层资本、三层市场；（2）政治里面就是内部三权分工和合作；（3）总体上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这套制度体系的核心必须有一个政治主体。如果这个政治主体是牢固的，那么这个国家就有没问题，这个政治主体一解体，无论什么经济建设、社会建设，都很难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要从严治党，做了那么多事情。因为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主体，这个政治主体出了问题，经济再发展，社会再发展，国家最终也是会有问题的。只要共产党自己本身一直在追求现代性，它是可持续发展的，那么国家也可以发展。因此，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与中国国家现代性关系的问题，我们需要从政治主体，以及如何处理这三个主体（党、人民、企业）之间的关系入手。思考这一关系的问题，关键是要从三个传统出发来思考：一个是中国几千年的“大传统”，第二个是从近代以来的“中传统”，还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从这三个传统整理一下，反思如何来处理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理解党史，还可以理解整个世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