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宣布成立政治经济研究院，这是上海交大为研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而打造的高端智库和理论创新基地。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将联合新华网思客推出“政经纵横”系列访谈栏目，就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以及专业人才培养问题对专家进行采访。
本期受访嘉宾为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问：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会有哪些新的使命？
郑永年：“十四五”本身就是一个新使命的开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今天，从世界的视角去看，有这种长远规划的党派少之又少，中国共产党就是其中之一。国家要想组织起来，就必须要有政治主体，中国从近代以来就有一个政治主体，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也可以说是一种契约社会，执政党根据不同的阶段，设定新的使命，这个使命可以看作是党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的一个契约。中国共产党从提出“五年规划”到如今的“2050年总体规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所以，在我看来“十四五”的整个设计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能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将取决于共产党的“可持续发展”，概括起来就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引导这三个“可持续”。
问：前不久，中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投资协定，您觉得这一系列协议的签署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郑永年：我觉得，这是中国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我把它称之为中国的“第三次开放”。
回顾中国历史，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经历了第一次开放，这是一次被动开放。改革开放是第二次开放，这次是主动开放。
在主动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又经历了几个阶段，当时我们国家缺少资本，所以我们打开了国门，优先引进了海外华侨资本，这是第一个阶段，我称其为“请进来”；第二个开放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这次是主动开放，我称之为“接轨”，为了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国家调整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使中国企业和产品更好和国际市场接轨；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是思考贸易投资中国际规则的阶段，我称之为“规则”。虽然，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风云莫测，但中国仍坚定不移地推动更高水平开放。
一部分人说中国签订RCEP、中欧投资协定等，是为了和美国对抗。在我看来，这种解释是比较狭隘的，这些都是开放的协议，而且中国和美国从来都不是对抗的关系。
下一步，中国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除了需要重视科学技术，还需要关注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中国要想再有更广、更深、更高的开放，就参与“做规则”。我说的这个参与“做规则”，指的是国际话语权占主导地位，但也要注意避免走上美国的强权道路。
不过，我想中国也不会走上强权道路，中国为什么那么强调多边主义，其出发点就是开放。比如亚投行、一带一路等，中国制订的这一系列开放规则，不是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更多的是考虑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所以，我觉得“共同富裕”的概念不仅是适用于国内，同样也适用于国际。
问：目前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甚至会导致中国出现部分单边开放的局面。在您看来，中国共产党有何底气和能力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这些问题？
郑永年：从我的研究结果来看，我觉得中国现在完全有条件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单边开放问题。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不要学习美国，美国是对等开放，即只有你对我开放了，我才能向你开放。中国要更开放，甚至单边开放也可以，即使美国或者西方向中国封锁，中国也应当向他们开放，不应当把自己封闭起来。
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很多经济学家从购买力平价（PPP）的角度来计算，中国经济增量已经超过美国。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但别忘了中国还拥有庞大的农业，农村人口GDP统计还不是十分完全，所以中国GDP是被低估的。因此，就算不从PPP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经济总量也将很快超过美国。
并且，中国还是全球第一贸易国，贸易大国就是出口多，我们是世界公共产品的提供方。以前我们经济体量小，对世界的商品价格影响不是很大，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有它的外在性。好比中国的资本，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它最终走向的都是有需要的地方。但是，中国资本的运作方式和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搞的是剥削，中国搞的是援助。比如中国援助非洲一些国家，帮他们建设基础设施，盖学校、体育馆等等，这种走出去的资本是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中国的市场很大，不可能有完全的单边开放，所谓的开放指的是双边甚至是多边的开放。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我所接触到的，无论是美国驻中国内地的商会还是美国驻香港的商会，没有一个资本想离开中国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我们国家应对单边开放的能力。
问：您一直在倡导中国的学者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理论体系，这也是您指导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政治经济研究院的初衷。对于研究院的发展，您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郑永年：政治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国建立不起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就没有社会科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核心。
我觉得在中国的学者真的很幸福，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不仅改变了中国，甚至改变了整个世界。近代两千多年的历史经验，都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的材料，随手“抓”一把都能建立一个社会科学理论。
我觉得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可以把重心放在政治经济学这一块。首先，是要重视人才培养，要找到中国的命题，在西方的概念理论学习中，学到研究问题的方法和精神，再重新观察和解读中国的实践。还有一个就是为世界作贡献，所以我们要办英文杂志，这也是为世界社会科学贡献一份力量。当然，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我们国家的软实力。
（编辑：陈超 吴一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