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宣布成立政治经济研究院，这是上海交大为研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而打造的高端智库和理论创新基地。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将联合新华网思客推出“政经纵横”系列访谈栏目，就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以及专业人才培养问题对专家进行采访。
本期受访嘉宾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兼职研究员黄冬娅，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问：您为什么把政商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收获？
黄冬娅：首先，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一点对我认知上有很大的帮助。第二，选择研究政商关系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有个群体一直在支持我。
我觉得政商关系并不是指官员和商人的关系，也不是指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这两种理解都是狭隘的，因为它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国家和经济的关系。
但是国家和经济的关系，也不完全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因为，这不是研究国家怎么去促进经济增长，也不是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因变量，国家作为自变量去探索的问题。相反，主流的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范式中，经济并不在其中，即使经济在其中，也是把经济精英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去研究。
我想是不是可以把企业家的诉求和表达作为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来研究其与国家的关系。在这里也需要注意，这样去理解政商关系的前提是把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道路囊括在内。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定要把国家、经济和社会这三者分开来理解。
其实，国家和社会的框架是很简单的，即社会的成长可以约束或赋予国家权利。引入经济变量之后，经济发展本身就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当这些问题出现之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会迅速变化。很多问题可能需要政府去干预，甚至是需要去纠正，从而导致经济反过来影响社会。
当然，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我们也可以用国家和经济的关系去理解。但这种理解不能只局限于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而是要放眼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经济关系调整的整个过程。我国是从一个全能主义国家开始，到后来整个经济体和社会体才从内部慢慢地脱离出来。这时候，国家不仅从国有企业部分退出，而且还再造了和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既促进了地方政府的发展，也在社会各个方面扮演着诸多重要角色。
由此，我认为国家的角色在经济发展中很重要。从1949年以来，中国逐步成为一个强国家，这不仅是表现在官员晋升、财政分权等方面，同时，强国家本身的能力也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您认为我们企业家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管理社会公共事业都有哪些特征？
黄冬娅：政治学者最开始关注企业家，一定是从政治参与的角度去看的，这个是核心问题。国家整体经济转型之后，经济经营或者非公经济的兴起，对整个政治发展产生了影响。但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讨论经济精英和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增长等问题，会有很大的不同。
提到政治参与，很多人会有一个倾向，即一个阶层兴起，就会产生一个对政治权力的抗衡或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去预测的问题，因为很多政治事件是突发的，很难从一个常态化的视角去进行探索。我们可以假设政商关系是同盟，但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它的政策影响。因为，中国对于精英决策是毫不偏离的，精英决策也不会对政策的构成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就是政策的构成是个闭环，没有外部进入的渠道。
在国家和经济的关系当中，国家和传统行业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有很多传统行业是从计划经济转变来的，虽然国家对它们的干预措施是慢慢调整转型，但依然是有一套固定的管制渠道。
相对而言，互联网经济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在我国体制下，它的监管一直处于真空状态。互联网企业有很多技术和信息资源方面的优势，国家很难有全面监管或垄断这些技术和信息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经济将对政策和政治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互联网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将如何发展，这是我当下比较关心的话题之一。
问：您在做田野调查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对于青年学者来说，要做好田野调查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对于从事中国政治经济研究的青年学者成长而言，您有哪些建议？
黄冬娅：我从博士论文开始做田野调查，在这么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理论的重要性。如果自身没有丰厚的理论储备，做定性研究的时候就会感到约束很大，会看不出问题所在。
对于青年学者来讲，首先，一定要会看文献，要能看懂、能贯通、能有问题感。虽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内容，但真正执行起来还是很困难。
其次，能力的获得需要把社会生活格式化。因为，社会生活中经常有很多经验事实，从阐释学角度去说，经验事实就是同一件事不同人的看法，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理论背景的人对同一件事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把社会生活格式化，即看到问题立刻就能想到要用什么理论去解释，这是个高度复杂、高度精炼的过程，需要非常强的理论能力。
最后，青年学者们也应当要尽可能多地获取经验事实，把这些经验事实高度格式化后再进行提炼，形成一页纸可以说清楚的框架。我非常鼓励有更多青年学者投入到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来，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经济现象去观测国家的运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投入的领域。
